1920年春夏之际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开辟“废除婚姻制度”专栏，进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“废婚”大论战。通过论战双方的反复论争，人们对于“废婚”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。
在这场论战中，主张废婚的代表人物可称为“废婚派”。他们主张废除婚制，并从两方面论述了自己的主张：其一，阐明了废婚的意义。废婚派认为，废除婚制“是为世界人类谋幸福”。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每个个体的“自由人格”。而婚姻制度是“不适合于自由人格”的，故当废弃之。即便是“自由婚姻”，也是“我专利人，人专利我”的“属于谁某所有”的婚姻，是于“自由人格有损的”。他们认为废婚的意义就在于“去束缚而取自由”。废婚派把废婚后的社会视为理想的太平社会，“那时候，无父子，无夫妇，无家庭，无名分的种种无谓的束缚，所谓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岂不是一个很太平的世界，大同的社会吗？”其二，批判了婚制的弊害。废婚派认为，婚姻制度是长期的买卖，不是以真正的自由和恋爱为基础的。废婚派正是通过对上述两方面的阐述来提出自己的废婚主张的。
反对废婚的代表人物可称为“反废婚派”。他们认为，提出一种婚姻主张，“必要求普遍的效果，实行去做才好。不是囫囵吞枣，空想妄想，可以解决的。”他们认为，一旦废了婚制，社会将陷于极悲惨的状态。所以不赞成废婚，认定一夫一妻是“绝对的信条”。
废婚派与反废婚派之间的思想主张差异很大，双方就废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。论辩内容较为广泛，而重要的问题集中于如下几点：其一，关于“自由结婚”的论辩。废婚派认为，自由结婚并不自由，“既然有了结婚的束缚，怎么还可以叫做绝对的自由。”自由结婚与专制结婚是“五十步笑百步”。反废婚派认为“自由婚姻是绝对自由的”，“凡一对男女，要结婚必定先有交际，由交际生好感，由好感生爱情，由爱生恋，由恋才有结婚的要求。要双方同意，方才可以结婚。”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，“比自由婚姻更好的结婚法”是没有的。其二，关于“节制性欲”的论辩。反废婚派认为，“如果废除婚姻制度，那么，今天甲和乙恋爱，明天乙向丙恋爱，完全成了乱交的状态，使兽性冲动逐渐增加。”“性欲虽是人类正当的要求，但也要有一定的节制，倘没有节制，生理上就非常危险了。……所以一定要有婚姻制度，来节制这性欲过度的要求。”废婚派认为，反废婚派的这种见解是没有了解“自由恋爱”的真谛，所以“就要误解到什么乱交……兽性……上面去，把那种神圣的‘自由恋爱’沾了污点”。废婚派认为“婚姻制度，非但不能限制性欲，而且有时还要纵欲，因为他不必要双方同意，”“限制性欲，只要从生理上自己去限制，用不着婚姻制度。”其三，关于如何对待理想的论辩。反废婚派认为“自由恋爱，废除婚制，都是理想的话”，他们引用杜威的话说：“若是先从理想做起，恐怕终久不能达到目的了。”废婚派则认为，正因为是理想，我们才去追求它，如果已经成为事实，那么何必要我们提倡”，“我们惟其因为他还是一个理想，所以拼命地去鼓吹、拼命地去提倡，希望他变成事实！”这场关于“废除婚制”的讨论，双方明确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，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，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忽视的。
参加这场大论战的两派，无论各自持什么观点，笔者认为，他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在渲泄自己的情绪，相反，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。废婚派的一些主张越出了传统的社会伦理，甚或还有令人惊疑之语。然而，他们表示，不怕他人反对自己的观点，“反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尤其应该欢迎！”“我们要有批评人家的勇气，我们尤其要有承受批评的勇气。”这里反映了废婚派追求真理的一腔热忱。由于论战双方抱追求真理的态度，所以在论辩中，双方对婚姻问题的某些认识就比较客观和深刻。比如，废婚派认为“恋爱无他，自由而已矣”，恋爱是“男女间相互爱悦”、“最真挚、最高尚的感情”。废婚派中的有些人还对“爱情”与“肉欲”在自由恋爱中的不同归属作了分析，认为“自由恋爱的原则，仍属于爱情的，不属于肉欲的”，承认“爱情是自由恋爱的主要条件”，“肉欲的冲动，不过一附带条件”。这一论点是对废婚派中某些人的“把性交当做恋爱的主要条件”的观点的一种否定和批判。再如，反废婚派对婚姻自由的理解是相对和辩证的，认为“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，决不能以我的自由侵人的自由。”反废婚派还认为，人类应当节制情欲，反对“人人耽于色欲”。这里表达了他们反对性自由的鲜明而又坚定的态度。
通过“废婚”大论战，有些论者还开始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，使自己的主张更加具有合理性。论辩双方甚至在一些宏观问题上能趋于一致，达到共识。例如，参加论战的绝大多数人后来也都认为社会只有经过“遗产公有”、“儿童公育”的根本改造之后，才能最终解决“婚姻”问题，即便是废婚派也把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改造视为废婚的主要路径，开始修正先前主张立即废婚的观点，认为“婚姻制度，不是单独能够存在的，不是现在一时所能废除的”，要解决婚姻问题，“还须从事根本改造去。”这是废婚派洞察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后所达到的深刻认识，反废婚派也认为，“婚姻问题，是跟着经济组织而存在，而变迁的；照现在的经济组织，无论怎样鼓吹废婚，‘废婚’总不能实现的。”“如果有一天社会根本改造，……那时候，或者婚制不必鼓吹废除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”论战双方能达到如此共识，说明论辩者能从更加深远的方向来审视“废婚”问题。
我们在肯定这场“废婚”大论战意义的同时，还应当识辩废婚派所阐述的观点，的确有些是偏激、不正确的。这些应被否定的观点包括：其一，要求绝对自由。即主张“个人绝对自由，不受一切政治、威权、宗教、形式……的束缚；除出自然律以外，不受一点限制。”其二，崇尚无理性。认为“人类是没有理性，只有冲动。感情上的冲动，尤其剧烈，尤其没有持续性。若是说婚姻是一成不变的，那么，男女间凭着无理性的冲动，彼此间的感情坏了，仍旧要依着一成不变的真理，过那种无聊的岁月，那男女间精神的痛苦，何等利害了！”其三，轻视法律，认为男女结合，“并非法律的关系，现在的婚姻制度，是男女要交配，必须经过法律上手续，凡结婚的把名字写在婚书上，便是正当了，并且是神圣不可侵犯了。”认为这种“拿法律来束缚人的爱情”的制度，并非文明。以上是废婚派中一部分人的观点与主张，虽然这些思想并不具有普遍性，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或回避对它的价值评估与判断。我们说上述观点之所以是偏激和错误的，就在于他们把具有社会性的人视为毫无理性的情感动物。显然，这种“没有理性”，“只有冲动”的人已经成了“禽兽”，而用婚姻制度来束缚“禽兽”的冲动，自然就是不合情理了，故应废除之。然而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对“人”判断上的失误。其实，人是有理性有情感的。在一定的历史阶段，人的理性与情感可以为婚姻增色，而婚姻又可以增进和加深人们的情感。
废除婚制，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，学术问题，它更是一个现实生活问题，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。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社会问题，当我们对它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，靠一时的头脑发热，靠感情的发泄和偏激的情绪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，也是不能指导改制实践的。婚姻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，不是依任何人的意志随意摆布和变幻的。从这一点看，20年代的“废婚”主张，显然失之偏颇。在一个现实生产力、综合国力还未达到一定高度，人们生存还得不到保障的国度，要废除婚姻，消灭家庭，去做一个如“幽灵”般的“自由人”，犹如痴人说梦。废除婚制在当时不可能被民众阶层接受，人们也不可能按此去以身试行。然而，“废婚”主张作为一种哲学思考，作为一种人的解放学说，具有理论上的深意与启示。对此，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。其实，废婚论辩中很多人形成的“根本改造社会”的思想就包含着这一深刻的认识。这种认识正是这场“废婚”大论战历史意义的集中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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